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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向明:越發達的城市越脆弱,降低試錯成本勢在必行 | 委員專訪

景觀學與美麗中國建設專委會 2023-08-30 來源:景觀中國網
原創
CLA委員專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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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》中提出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“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、宜居宜業宜游的優質生活圈”,并在“雙循環”發展格局中擔當“走出去”的支點。城市規劃工作如何支撐大灣區城市群的產業轉型與人居環境的“高品質、高質量”建設?廣東省城鄉規劃設計研究院有限責任公司董事、總工程師馬向明與我們分享了他的見解。


訪談嘉賓

馬向明

廣東省城鄉規劃設計研究院有限責任公司董事、總工程師,城鄉規劃高級工程師(教授級),廣東省工程勘察設計大師,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,國家注冊規劃師。主持完成了《珠三角廣深創新走廊規劃》《廣東萬里碧道總體規劃2020-2035》等重大規劃,以及廣州知識城、東莞濱海灣等創新區的總體規劃,獲國家級或省部級科研成果獎達80余項次。


訪談內容

CLA:我們了解到,最近在東莞濱海灣新區,相關政府建立了總規劃師、總建筑師、總景觀師組成的“三師”制度,成立“三師室”,旨在“作為濱海灣的規劃建設‘智庫’,組建高素質人才隊伍進行多領域聯動合作”。目前,此類聯動合作的模式已在我國有所實踐,請問此次“三師”制度的建立有何創新之處?“三師”制度在未來大尺度城市規劃、區域規劃方面將發揮怎樣的作用?

馬向明:廣東省“三師”制度最初是在南粵古驛道建設中形成和推廣的,并成立了省“三師”協會。這里的“三師”泛指規劃師、建筑師、工程師;依據項目特點,工程師也可以是景觀師或結構師?,F代社會中的專業分工帶來了管理效率的提高和資源的合理配置,也帶來了一定的隔閡問題。很多時候大家都集中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去思考問題,在決策過程中信息互通和相互理解不充分,導致一些決策在實施階段出現問題。而以規劃師、建筑師、工程師為主導的“三師”制度可以讓不同領域的專業人士就同一議題展開討論,形成跨專業的處理方法,對于需要多方人員介入、復雜性相對較高的工程問題尤其有益。

例如,東莞濱海灣自然與人文景觀資源豐富,因而,東莞濱海灣新區項目中的“三師”由規劃師、建筑師、景觀師組成,并由他們共同討論如何維護并提升濱海灣的景觀價值。規劃師更注重邏輯思維,講究功能之間的關聯性和系統性,在宏觀、中觀尺度上容易通過“管控”來實現目的;建筑師的藝術靈感和想象力可以在中觀、微觀尺度上激活場地、增添城市魅力;而景觀師可以更好地處理場地、功能設計和使用者之間的緊密關系,尤其在方案細化、評審及實施階段,從全尺度上把握生態環境和建成質量。所以,我認為“三師”制度將成為未來的合作趨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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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莞市濱海灣新區項目總體規劃圖 ? 廣東省城鄉規劃設計研究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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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師從海上巡看濱海灣 ? 馬向明

CLA:目前我國各地編制了大量的城市群規劃,您也參與完成了若干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規劃的相關工作。您曾提到,如今城市的“試錯成本”高了,請問這背后的原因有哪些?又可以通過哪些途徑降低城市群發展的試錯成本?

馬向明:原因之一是城市生活中的信息碎片化。城市中的問題很復雜,城市建設中的專業分工也讓每個人的知識面變得越來越窄,工作越來越“?!?,從而無法僅憑表象或經驗對錯綜復雜的問題做出準確判斷;二是如今的城市各個環節之間的耦合度較高。以前的城市里有大量臨時性的非正式經濟,各種業態之間關系較為松散,改變其中一種對其他方面影響不大。如今,大部分城市的系統性和正規性都很高,各個環節之間的緊密度、耦合度較以往大幅度增加,對其中任何一環的改變都會引起連鎖反應。所以一旦出錯,試錯成本就會很高,在這個意義上來說,越發達的城市越脆弱。

降低城市群發展的試錯成本,首先要破解分工專業性帶來的信息隔閡。例如,通過“三師”制度增強各方之間的溝通,盡可能地消除溝通盲區,透過多角度的現象把握本質。其次,可以通過公眾的反應進行低成本測試。過去幾年,“策略都市主義”(Tactical Urbanism)在全球,特別是在美國逐漸興起。與從一開始就重資產介入的開發方式不同,其核心理念是率先由政府允許下進行一些簡單的功能改造(改變),測試公眾(市場)反應,反應正向再投入大規模的建設。比如,城市更新可以先采用低成本的臨時性改造,測試再開發方案的受歡迎程度,并收集公眾的意見和相關商業需求,為后續的大規模開發提供依據。這種方式所需的成本低、公司運營簡單、工期也短。我國也開展了思路相類似的1.5級開發模式的實踐探索,例如在深圳前海建設過程中,有關部門利用過渡性開發一步步明確商業需求、挖掘土地價值。面對復雜多變的未來,通過公眾(市場)反應讓場地揭示最適合自身的建設策略,從而有效降低城市試錯成本。

產業調整是近幾年大灣區發展的一個重要議題?;浉郯拇鬄硡^城市群本土市場成熟、創新能力強、專業服務支持到位,因而在國家“雙循環”發展格局中承擔著作為我國“走出去”的支點這一重要角色。在這一背景下,城市群規劃需要做到為產業調整提供基礎和保障。大灣區的發展經歷了參與全球化,實現工業化,繼而讓工業化推動城鎮化的過程。珠三角最初通過“大進大出”的方式介入全球分工,引入國外的原料、資金、技術,以及市場,快速成為了全球一大制造業基地。

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,因為要“引進來”,整個珠三角規劃的重點是產業園區,目的在于建好生產場所,吸引外部企業在此發展,而對于技術研發及配套支撐的要求不高。如今,企業“走出去”需要自帶可以解決金融、技術、法律等各類問題的配套方案,而可以提供這些解決方案的人才大部分來自城市。這要求城市及城市群提升自身創新功能、公共服務、專業服務從而為人才提供支撐。規劃者則需要更好地理解企業生產邏輯和市場需求,關注城市配套設施建設,回應新的挑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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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引進來”與“走出去”策略示意圖 ? 馬向明

CLA:您剛才提到“越發達的城市越脆弱”,那么提高城市韌性就很有必要。當下社會語境中的“韌性”普遍是指生態環境層面上的,那么在城市運營和產業層面上,規劃師、設計師可以做些什么來提升城市韌性?

馬向明:總書記指出,城市發展要認識、尊重、順應城市發展的規律。[1]第一,我們設計師要花更多的精力去了解城市的產業邏輯。推動城市發展需要清楚城市的動力是什么,大部分城市是以產業為動力,只有少數城市才以公共服務作為核心。規劃師和設計師需要關注城市的動力,并通過保證多元化來提升城市韌性。一方面,城市的主導產業不強,發展動力就會不足。但如果城市的主導產業很強,也會產生發展動力單一的問題——一旦支柱產業出現搖擺,整個城市都會受到影響。所以我認為多元化是城市保持韌性的基礎,產業、人群、服務、能源供給都要多元化,避免整個城市圍繞單一產業集中,其次,城市的研發能力是城市韌性的保障。

第二,實際上所有的城市建設都靠社會資本的投資推動,中國式現代化城市建設中有國營、民營等多方資本,設計師需要了解資本的運作邏輯,避免因“不食人間煙火”而設計出“鬼城”“空城”。

CLA:近年來,廣東省一直大力推進城市更新工作。目前許多政策方針、會議論壇等都聚焦于城市的“高品質”建設、區域“高質量”發展等議題(如東莞濱海灣新區、廣州白云新城),這也是普通百姓比較關心的話題??煞裾埬ㄋ椎亟忉尅案咂焚|、高質量”建設的內涵?

馬向明:“高品質”通常都應該是高質量的,但是二者又有區別。城市的客戶是使用者,而不是設計者或建造者。如果規劃工作僅僅關注生存需求,便不能被稱為“高品質”。因為高品質意味著需要在功能上提供給使用者豐富的選擇——不僅要滿足使用者的生存需求,也要滿足審美、藝術和精神上的需求。

除了功能的豐富多樣,高品質也要求高質量的持久性。目前,對許多項目質量的衡量只停留在通過驗收,而不考慮后期運營、維護。我們需要從項目建設、運營、監管、服務全生命周期一體化出發,保證城市建設的長久的高品質、高質量。

CLA:隨著城市品質不斷提升,擁有較好就業、教育、醫療等資源的大城市將吸引更多小城鎮和鄉村居民的涌入,這也將帶來住房成本增加、就業壓力加劇、落戶困難等問題。您也指出,“把社會的發展與個人的生存質量相結合,這是活在當下的人對社會的期待?!痹O計師們應如何將這種對生命的關懷落到實處?

馬向明:城市規劃要有長遠的目光,常常關注的是20年、30年的發展目標。但歷經三年疫情,我感受到日子是一年年過的。德國哲學家馬丁·海德格爾(Martin Heidegger)說過,“存在是存在者的存在”[2],而不是一種抽象的存在,也就是說,每一個生命的所感所得延續積累而形成整個民族的所感所得。所以,當規劃工作落實到個人的體驗的時候,群體的體驗也會得到提升,這是與整個城市的宜居性相輔相成的。

每個人的生命過程,其實就是每天的生活,上班下班、小孩教育、吃飯看病……廣東省在最初研究宜居城市建設時,主要依據各種指標進行測算,并以數據為準開展建設。但后來,當公眾在實際生活中遇到了小孩上學難、下班買菜難、接待朋友請客吃飯不便等問題時,就會對這些指標產生疑問。

19世紀20年代,美國社會學家克拉倫斯·佩里(Clarence Perry)提出了“鄰里中心”(neighborhood unit)的概念[3],對城市規劃思想產生了很大的影響。在美國調研時,我發現當地政府把小學與社區公園、社區服務統籌為鄰里中心,既為接送孩子的家長提供了舒適的等待空間,也為孩子們課后提供了玩耍的場所,有效解決了校門口交通混亂的問題,營造了無法用指標簡單衡量的體驗。

法國哲學家亨利·柏格森(Henri Bergson)指出生命是連綿流動的[4],我們的生活也是連綿流動的。規劃需要更多地考慮生活中的流線配置,而不是單純地滿足某些指標,例如“15分鐘生活圈”。人的行走是線性的,生活也是線性的。所以,在考慮個人體驗時,應當把相關的活動以線性的方式組織起來,而不是以圈的方式。例如,在西方的大學里,經常有一條位于學生必經之路上的生活街,在街上布置了針對學生群體的商業與服務設施,學生也可以利用這一空間進行公共活動,增添了學校的活力與人氣。而國內的一些大學經常在主路的正中間設置一座圖書館,路兩邊是辦公樓,忽略了學生的日常的生活規律和流線組織,就使得沿途的校園空間都靜悄悄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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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內某大學校園 ? 馬向明

CLA:在剛才的討論中,我們主要談到了在城市中塑造個人尺度上的體驗的重要性,特別落在了日常生活上。而城市群囊括了不同尺度的大中小城市、小城鎮和鄉村,如何協調這些區域之間的共同發展,讓當地居民都有宜居的感受?

馬向明:首先,城市群設計需要保證多元化。現代社會最大的問題是假設所有人都有相同的需求,且現代社會所提供的產品可以滿足大部分人的生活需求。但人的價值觀是多元的,不同的人會產生不同的需求,一個人在不同的年齡段也會產生不同的需求。因而,規劃工作者應當回應城市居民的多元化需求。

其次,在城市群規劃中要保持要素的流動。例如,隨著年齡的增長,在大城市扎根生活的人可能因更向往寧靜的生活而離開大城市,到中小城市或鄉村中生活。由此帶來的資源的流動會給不同區域帶來不同的發展機遇。目前,我國在建立大市場的過程中可以充分利用要素的流動,打造更加多樣化的城市群發展組合。要素的流動是社會分工的第一步,進而帶來物質的交換,否則就會產生區域發展同質化的問題。與此同時,要素流動的過程中也會存在一些問題,如土地的投機,需要政府介入形成監管。

CLA:產業調整、城市品質提升帶來了人口流動,這中間造就了一批城市新移民。城市說到底是人的城市,如何在高質量發展中保留城市文脈,留住“鄉愁”?

馬向明:自2015年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以來,“望得見山、看得見水、記得住鄉愁”便成為了城市規劃里重要的議題之一。很值得思考的一點是,當第一代城市化移民大量出現時,他們的“鄉”是鄉村的“鄉”,他們的鄉愁是過去農村時代的鄉愁。但當第二代移民在城市中涌現時,他們的“鄉”又是哪?通常,“鄉”包含一個人成長的年代、小時候生活的地方、父母所講述的回憶,等等。所以,保護歷史文化和留住鄉愁密切相關,當一個人對小時候的記憶還存在于客觀環境中,就留住了他的鄉愁。

正如馬克思指出,人之所以是人,不是自然界純粹的人,而是社會的人,是歷史的人[5]。每個個體和每一代人都擁有自身豐富的成長記憶,正是這些記憶構成了鄉愁。那么,保護成長記憶是在保護什么?在城市中,主要有兩類記憶可以讓人記得住鄉愁。首先,是自然山水所帶來的記憶,例如廣州的珠江和越秀山。從進化史來說,人來自于自然。人類喜歡綠色,喜歡開敞空間,因為潛意識中人類認為密集空間很危險,可能會有視野盲區或者猛獸來襲。因此,在城市建設在保護自然山水,其實是在保護人類潛意識中的心理舒適區。其次,是人文歷史所帶來的記憶,例如廣州濱江路、老中軸線等具有城市歷史積淀的場所,以及承載著某一代人歷史故事的紀念性場所(例如過去生活的農場令曾經參與過“上山下鄉”的這代人倍感親切)。這些都需要我們進行適當地保護留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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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州珠江沿岸 ? 馬向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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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州越秀山上的廣州博物館 ? 馬向明

如今,珠三角地區為城市新移民提供了一項最大的便利——城中村。這是城市新移民第一次進入城市的落腳點,直至打拼三五年之后,慢慢從城中村搬出來。這段經歷對他們來說是很深刻的記憶,而這段記憶也將成為城市新移民的鄉愁。要如何保護他們的鄉愁,以及城中村是否可以被“一拆了之”,是值得好好考量的問題。有人說城中村不能拆,因為它為城市新移民提供類各種可能性。如果沒有城中村提供低廉的落腳點,很多人可能根本無法在城市中立足;也有人說城中村環境差應該拆除,城市的發展成果應該讓更多的人分享,城中村也應改造為更宜居的場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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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州城中村 ? 馬向明

其實,“記住鄉愁”不一定要讓每個人住過的房子都變成歷史文物,不能拆不能動,而是要保存每一代人的集體記憶。我們需要對一些地方進行拆除和后續建設,而對另一些有代表性的地方進行保留,逐漸進行功能轉換和更替,這個過程就是符號化的過程,經過恰當的符號化和藝術化的轉化,既可以保留那一代人的鄉愁,形成城市的歷時記憶,又可以更有價值地使用土地。霍金曾指出,時間是一個單箭頭,空間是個loop,我們不得不循環利用空間,才能應對無盡的時間[6]。但這種循環利用應該是多元價值觀下展開的,而不是以單一的經濟理性為推動力。我想這就是中央明確超大特大城市積極穩步推進城中村改造的含義。



參考文獻

[1] 習近平. 習近平關于城市工作論述摘編[M]. 北京:中央文獻出版社,2023.
[2] 海德格爾 M. 存在與時間[M]. 陳嘉映,王慶節,譯. 上海: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,2014.
[3] PERRY C. The neighbourhood unit[M]. Reprinted. London:Routledge/Thoemmes Press,1998.
[4] 劉放桐. 新編現代西方哲學[M]. 北京:人民出版社,2000.
[5] 施杜里希 H J,世界哲學史[M]. 呂叔君,譯. 桂林: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,2017.
[6] 霍金 S W. 時間簡史[M]. 許明賢,吳忠超,譯. 長沙: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,2018.



采訪 | 周舟,高雨婷
編輯 | 周舟,高雨婷,田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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